世有非常之事，方有非常之功。考诸中国经济面临的考验，当下至为急切的任务在于，如何协调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之间不时出现的掣肘与抵牾，这就要求我们仔细甄别相互胶着的主次矛盾，努力推进关乎全局的体制攻坚，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需在市场化道路上全力跨越四道栏杆：

    其一，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虽然较高，但投融资效率很成问题，其核心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GDP增加量)经逐年攀升已经高达5-7，而发达国家一般仅为1-2，由此，不仅很容易造成固定投资高烧不退并随之带出通货膨胀，而且还会使得旨在降温的宏观调控动辄引起“硬着陆”之忧。

    导致中国投融资体系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管制。由于信贷资金基本为国有银行所垄断，规模有限的上市壳资源则完全为证监部门所掌控，因此，即使抛开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动机与能力不谈，仅以其很难消弭的所有制偏好而论，中国也有必要逐步放松金融管制以扭转金融错配的不利局面。

    其二，中国30年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这种主导性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制度建设等方面，还体现在中国的公共收支规模庞大、增速惊人。但是中国的公共预算软约束很难保证财政资金物尽其用，尤其是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严重挤占了其他用途的公共支出，显著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有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用于经济建设、科教文卫、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08、1.460、-0.068，由此可见，中国应在强化预算刚性约束的前提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

    其三，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变量，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中国的要素、能源价格无法反映稀缺价格，由此不仅造成中国的投资项目严重背离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进一步导致效率损失，如近期各地频频出现的“电荒”，其所反映出的正是电煤价格管制而诱发的需求剧增以及供应不足。

    表面上看，仅国内油价就存在20%-30%的低估，因此，其价格市场化进程可能有悖于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甚至还有可能严重损害到出口部门的竞争优势。而事实上，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价改的节奏和力度，前述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完全可以通过效率提升去加以消解，更何况，目前越拉越大的境内外价差本身就有很大的水分来自于中国国内价格扭曲所刺激出的过度需求。

    其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制度变迁的潜力还很大。比如说，需要逐步减少和消除的寻租现象，导致交易成本比较高昂，交易费用占GDP比值很高；而这些，其实反证出中国的“一保一控”完全可以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推进法制建设等方式几无损失地实现。